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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百周年を記念する(紀念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一百周年)

  あと三週間ほどで、1月30日となる。この日付は台湾研究者が覚えておいた方がよい日付だろう。100年前1921年のこの日、日本の植民地統治下の台湾は台中の開明的名望家林献堂を筆頭とする178名の漢人系台湾人が東京の帝国議会に対して、台湾住民(在台の日本人を含む)に公選される議員で構成する台湾議会の設置を求める請願を提出した。以後14年にわたって続く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の開始である。(下の写真は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参加期の壮年時代の林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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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でも国際的にも注目される四年ごとの台湾総統選挙は、「台湾のあり方」を問う選挙である、と台湾政治研究家の小笠原欣幸は喝破した。植民地統治下の台湾に議会をつくり台湾に施行する法令と台湾総督府の予算を審議する、そのような議会のある民主自治の台湾、それを求めるという台湾議会の請願もまた「台湾のあり方」を、もっといえば当時の「大日本帝国」のあり方をも問うていたと言える。下から「台湾のあり方」を公然と問う声なら、100年前から上がっていたのである。今日の台湾民主体制を形作ったコンテキストは決して単一ではないが、私には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が提起した「台湾のあり方」のビジョン、即ち「民主自治の台湾ビジョン」の延長上にもある、と思えるのである。
  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の研究は、かつての私自身の博士学位論文の重要な部分を占めたこともあって、二三年前からこの運動の100周年が気になっていた。  そこで、昨年5月に開かれた日本台湾学会主催の台湾総統選挙に関する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オンライン開催となった)に報告を機会を与えられたので、この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を中心とする植民地下の1920年代の民主自治運動と戦後の国民党一党支配体制下の民主運動との共通点を論ずる論文を発表した。また、その年末には台湾の国史館主催の「権威主義体制の動揺期」に関する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に基調講演の機会を与えられたので、同じ趣旨の論文を中文訳(周俊宇博士訳)で提出した(これも私はオンライン参加となった)。
  下に掲げるのは、その時の読み上げ原稿に僅かの修正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を以て私のささやかな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100年記念としたい。
  なお、この読み上げ原稿作成にも周博士のサポートを得た。記して謝意を表する。

紀念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一百周年
若林正丈

1.前言——再次的「大正民主運動」?

  請讓我由臺灣研究生涯的回顧開始談起。
  我是從1970年代初開始關心臺灣的,開頭的大約10年的時間,主要是研究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知識分子(漢人)的政治社會運動。碩士班研究的是臺灣共產黨,博士班的研究則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
  這段時間,我對同一時代臺灣政治的動向不太關心,頂多只是從香港的雜誌報導知道臺灣有「保釣」運動以及《大學雜誌》有「革新保臺」的討論等等。但是,到了70年代後期,臺灣政治出現了《臺灣政論》禁止發售、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令人醒目的動態,讓人對同一時代臺灣政治的動向非常在意,也讓人又了很想要瞭解這些事件、現象是在哪些脈絡下發生的念頭。
  1980年春天,我隔了7年再度訪臺。正當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沒幾個月的2月28日發生了林義雄先生家滅門血案。在自己停留期間發生了這樣一起明目張膽,殺傷政治異議人士家人的政治暴力事件,對當時的我衝擊很大,或許這股衝擊增強了我對於臺灣政治的關心,特別是「黨外」這個反對勢力。後來,我就開始訂閱《八十年代》系列以及《前進》系列等「黨外雜誌」,1982年夏天訪臺時首次與「黨外」運動人士會面,隔年1983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時訪台,更是我第一次為了觀察選情而訪臺。不久,我研究活動的重心就轉移到現代臺灣政治研究和政治觀察上了。
  就這樣,在我的臺灣研究歷程中,從「開始在意」同一時代的臺灣政治到「全面投入」研究、觀察的這段期間,恰好就是台灣學者所謂的「威權鬆動期」,也相當於政治學者吳乃德最近著作中所謂「臺灣最好的時刻」。
  就在這期間,我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出一個感想,那就是「這些「黨外」運動者們,又再度推動著大正民主」。我記得不清楚這是和「黨外」人士會面時,還是在臺北的學校校園裡傾聽選舉演說的時候,我只清楚地記得我當時的確在我的腦海裡出現這樣的一個感想。在戰前日本政治史裡,所謂「大正民主」指的是一個政治格局,具體來說就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日本自由・民主思潮興盛,爭取普通選挙權(universal suffrage)的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隆盛的政治格局。我在以「台灣議會運動」為主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得到了一個觀點,那就是由日本近代政治史的觀點來看,這項運動,甚至是192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政治社會運動整體,都可看作是「大正民主」向殖民地的延伸。我想,正是因為這樣,「大正民主」之語才會浮現在我當時的腦裡。
   不過,由臺灣近代史的觀點來看,應該將「大正民主」看作是1920年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外在環境才比較適當,因此,拿「大正民主」來比喻兩個運動並不適切。所以,我的當時的感想的重點是在這個「再次」兩個字上頭。當時我直覺到,眼前的「黨外」勢力在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威權體制下推動的民主運動,和日本殖民統治下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很是相似。如果把當代臺灣的1977年-87年看作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那麼1920年代對於近代臺灣知識分子而言也是最輝煌的時代。由事後諸葛的觀點來看,有兩個類似之處,讓我感受到兩者間是屬於「再次」的關係。一個就是運動在整體政治結構中的發起方式,兩項運動都運用了當時政治體制內最低限度的合法機會而創造了對體制抗衡的運動;另一個則是運動理念的面向,兩項運動都由下而上地提出對抗當時統治體制意識型態的「臺灣願景」。接下來,我想針對這些論點進行闡述。關於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我以「台灣議會設置運動」(1921-34年)為例,也以此紀念「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及它的「民主自治的台灣願景」誕生一百週年。

2.由最低條件創造的民主運動

  兩項運動讓人直覺到「再次」的第一個類似之處,就是戰前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和戰後的「黨外」民主運動,都是在各自政治環境的最低條件下創造出來的合法民主運動。而且,當時國家暴力鎮壓抵抗的記憶還歷歷在目,或是同時並行。

  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請願權的發現,請願運動的創造1921年1月30日,以林獻堂(1988-1956)為首的178名臺灣住民,向第44屆帝國議會的兩院,也就是貴族院和眾議院,提出請願,要求制定規定設置「臺灣議會」的法律。此後,一直到1934年在當局壓力下被迫中止為止,14年間一共進行了15次請願活動。不過,直到最後,他們的請願都沒能在貴眾兩院的任一請願委員會獲得採納,當然也沒能作為應檢討的案件呈交給中央政府。請願人士所訴求的「臺灣議會」是這樣的。那就是在臺灣總督擁有管轄臺灣(臺灣島與澎湖群島)的行政權和「委任立法權」,以及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制度作為日本的預算制度而存在的前提下,「設置由臺灣住民公選議員所組織的臺灣議會,並賦與其對於在臺灣應施行之特別法律及臺灣預算的協贊權」(第一次請願書,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39:341頁)。
  這裡所謂的「請願」,指的是根據當時「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三十條與第五十條所規定的請願權,也就是臣民可以向帝國議會貴眾兩院請願的權利,所進行的請願活動。要求設置臺灣議會的這項活動是臺灣史上首次自發性地而且主體性地行使當時憲法所規定之民權的近代式政治行動。因為是行使憲法所明文規定之權利,就既已採行「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後述)的臺灣總督府而言,雖對政治結社進行鎮壓(例如,在1923年12月鎮壓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治警事件」),卻無法將請願活動本身視為違法。
  對於帝國議會進行請願,本是一種「低姿態」的政治活動。這項運動之所以成為「運動」,是因為請願運動包含宣傳請願內容和政治主張的活動、請願連署串連和訴求支持請願的各項活動等,並且連結了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活動以及《臺灣民報》等言論活動,這就在當時殖民地臺灣的政治環境下構成了對抗日本殖民政策的集體挑戰。(下の写真は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の理論家と言われた林呈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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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當時的臺灣住民幾乎不擁有可說是參政權的權利。台灣議會運動的運動者們,在這樣明顯缺乏政治權利的,也就是只能由此發起運動的情況下,並且在過去對於臺灣人反抗所施加的國家暴力記憶尚且鮮明的情況下,發現了一個最低限度,卻還是能被容許的政治權利,也就是明治憲法所賦與的請願權,更驅使這個權利創造出社會運動的。運動者們藉著這項權利,在殖民地住民依舊無法選舉帝國議會議員的情況下,在帝國中央成功地迫使臺灣總督或總務長官等統治菁英們,作為應當回應議員質詢的政府委員,在帝國議會議場登場,使得這些統治菁英針對他們的政治要求答辯,在殖民地當地則創造出請願連署和文化演講會聽眾,甚至是《臺灣民報》等言論機關讀者的一個新的集結。運動在帝國中央議會和帝國周邊的殖民地公共空間,展現出統治菁英和作為殖民者的在臺日本人所未預料到的力量。
  只是,議會運動作為一個殖民統治體制內的合法運動,在具備上述創造性的同時,也背負著困境。根據周婉窈的研究,在缺乏政治自由的體制下,社會運動必須確保即使在壓迫統治體制中也可以活動的合法性的政治「空間」,所以會遭遇「自我設限」的困境。由於台灣議會運動是殖民體制內的運動,因此他們的目標設定必須是可以判斷為殖民當局所能容許的。因而,運動參與人士在公開言論中始終否定他們有「獨立」的想法。然而,統治者那邊卻能夠對運動者這邊的想法「灌水」,予以告發。設置臺灣議會的要求,不僅承受來自臺灣總督府和在臺日本人的壓力,甚至在帝國議會也遭受基於「灌水」理解的批評與非難(周婉窈,2011:231-233)。

⑵「黨外」民主運動──由威權主義選舉崛起的「沒有黨名的黨」
   有關賦與臺灣住民參政權,戰前的日本殖民帝國一直到最後都很吝嗇,而戰後臺灣的中華民國卻是非常慷慨。從1946年12月臺灣省、縣市「參議會」作為「訓政」階段民意機關實施選舉開始,就適用20歲以上的男女普通選舉權,隨著1947年12月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又賦與國會及省以下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何義麟,2003:第3章)。
   但是,這些參政權在法律形式上看起來像是「滿意答覆」,但是實際看過後,就能瞭解到,這些權利的行使,也就是政治自由的狀態和公職選舉運作的實態,還有基於公職選舉所形成的議會政治,都很扭曲。雖然設置了臺灣省議會,但台灣議會運動以來「議會政治之夢」的實現,實際上是長期被擱置了。
   首先,政治自由受到嚴重的壓迫。當局實施戒嚴和執行根據其他治安法規的壓制措施,並建立緊密的政治警察監視網絡以使其有效,如此,批判性言論受到國民黨一黨統治及其意識型態的壓迫,組織反對黨的行動也遭到鎮壓。
   第二,當統治範圍縮小到幾乎跟臺灣同一個規模後,國民黨政權仍然堅持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正統國家的原則,所以它底下的議會政治,不管是在地方自治層次或是中央政治層次,在與實際統治領域的關係上都顯得畸形。
   第三,在政權批判和具有競爭性的政黨組織受到壓迫的情形下,選舉本身也扭曲了。比方說,以個別性的(particularistic)利益分配為核心的選舉侍從主義(electoral clientelism),還有買票、作票等扭曲的選舉文化,自1950年代起便迅速蔓延。在民主化以前,不管是從制度的安排或是政治資源的均衡分配來講,這些選舉就包括中央層級的「增額選舉」制度,都不會顛覆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威權主義選舉。
   不過,某種程度來講,選舉還是很熱絡的。同樣由事後諸葛的觀點來看,就算是不允許自由言論,也不允許為了選舉組成政黨的威權主義選舉,但選舉仍然是這個體制所容許的,最低限度的政治活動制度空間,這對日後的民主化來說很重要。在政治自由受到強烈壓迫,而對於政治異議人士的國家暴力(「白色恐怖」)又並行的情況下,就算對非國民黨人士來說是一個不利的制度空間,但除了選舉外就不存在其他能夠合法參與的制度空間。而且,在1950年代開始的地方選舉裡,也的確存在不受國民黨操作的選舉侍從主義左右,想要表達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選票。
   然後,進入到1970年代,各種好幾次引起熱潮的選舉,開始被反對派人士稱作「民主假期」。這個詞彙,清楚地說明了這段期間的情況。「黨外」這個臺灣獨特的反對派是創造性地運用選舉時出現的政治活動機會而誕生的。「黨外」的成長和在野黨組黨運動打破了國民黨的一黨統治,進而成為推行導致1996年實現總統選舉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的重要原動力。在威權體制動搖期間,「黨外(Tangwai)」一詞就迅速地成為指稱臺灣獨特反對派的專有名詞,一直到民進黨成立。

3.「民主自治」臺灣願景的提起

   戰前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和戰後的「黨外」民主運動的第二個相似之處,就是兩項運動都由下而上地提出了對抗各自時期統治意識型態的「臺灣願景」。從1970年代到80年代,「黨外」民主運動動搖了國民黨一黨統治威權體制的過程中,除了有廣為知識界所知的雷震以及殷海光等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影響,還存在著這樣一個由下而上的歷史系譜,也就是「臺灣願景」的理念系譜。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民主、自治,與「臺灣」的結合 設置臺灣議會的要求,就是要設置一個只限「臺灣」這個地區的政治機構。
  「臺灣」作為一個領域性政治框架,它的出現當然比台灣議會運動還要早。這個框架是將臺灣納入版圖的歷代帝國,由外部作為行政框架插進來的。清帝國在17世紀末將臺灣內納入版圖時,將臺灣島與澎湖群島劃為福建省臺灣府,到了1885年又把它從福建省獨立出來,另外設置臺灣省。日本的臺灣總督府繼承了這個領域,更成功將山地原住民地區納入統治下,達成「臺灣」的政治統一。
   對於這樣一個由外插入的政治領域框架,議會運動的運動家們可以說是藉由向帝國和殖民地的公共空間提出「臺灣議會」理念,開始把它重新解釋為一個台灣住民應該透過「臺灣住民公選之臺灣議會」政治制度來主體性地參與運作的領域。第二次請願時的〈請願理由書〉有這麼一段文字:「臺灣議會不問居住於臺灣的內地人和本島人,或是位在行政區內的熟蕃人,均以公選的代表來組織」(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39:347頁),這裡雖排除了作為「理蕃」政策對象設有特別行政區的山地原住民,不過被容納在外插性領域框架裡的臺灣住民,到了這個階段,第一次被定義成應該享受近代式平等政治權利的選民集合體。(下の写真は、台湾議会の設置請願を帝国議会に提出する「上京委員」を新竹駅頭で選別する場面、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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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在「臺灣議會」的運動裡,「民主」這個政治運作理念、「自治」這個統治理念,以及「臺灣」這個政治領域的觀念,就這麼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應該可以把它稱作「民主自治的臺灣願景」。台灣議會運動領袖之一的蔡培火曾在《臺灣青年》雜誌指出,「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蔡培火,1920),這段話在省略了「帝國云云」這個部分後,「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這個修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137),就成為運動的格言,也象徵著這個台灣願景的被發現。 而這個「民主自治臺灣願景」對於日本殖民帝國的臺灣統治方針當然是有針對性的。當時日本的「内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裡包含的台灣願景是:臺灣殖民地住民的「民度(住民的水平)」仍然不足,應該藉由漸進式內地延長主義各項政策的實施,逐漸貼近於日本本國的「地方」。台灣議會運動的「民主自治臺灣願景」,面對著這樣一個帝國中心所強加而來的,由他者定義的臺灣願景,樹立了包含且孕育出獨特本土認同的一個向量的政治理念。當時臺灣總督府在內部文獻裡曾指出,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蔣渭水表示:「臺灣議會請願出現之同時,臺灣人的人格於焉誕生」(臺灣總督府,1922)。蔣渭水這一段話可以說證實了伴隨著台灣議會運動提出了自己的臺灣定義,並對抗帝國統治菁英由上而下設定的臺灣定義,對帝國對抗性認同也開始形成。(下の写真は請願上京委員が情況下際に東京で播かれた宣伝ビ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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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黨外」民主運動──民主、自決,以及臺灣的結合
   1983年12月舉辦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時候,「黨外選舉後援會」在他們的10項「共同政見」一開頭,就列出「臺灣前途住民自決」,在實際選舉活動中,也高掛「民主、自決、救臺灣」的口號。官方的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禁止使用「共同政見」的這個項目,以及上列口號。「黨外」人士雖在 70年代末再度面臨對美斷交這個外部危機時,就公開表明這個主張,不過在此是首度運用在選舉過程裡。
   考察這項「臺灣前途住民自決」這個主張作為政治思考的領域性問題,其實不像戰前臺灣和澎湖的主權依馬關條約轉讓給日本那樣單純。至少要設想4種,涵蓋了實際上與觀念上的「臺灣」。
   第一個是作為戰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實際統治範圍的「臺灣」。
   第二個是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所設想的「中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就是作為「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臺灣」。
   第三個就是作為美國這個戰後世界非正式帝國周邊的「臺灣」。
   至於第四個「台灣」是在上一節已經討論過,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知識分子的民主運動,作為一個潛在性政治體領域而被他們發現的「臺灣」。儘管國民黨政權堅持「大中國」想像的同化主義的文化教育政策,並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跟國民黨當局的期待相反,由於第一個「臺灣」的領域性在現實上持續,因此這一層意義上的「臺灣」觀念作為從臺灣本地人脈絡崛起的本土政治認同,也不致於消失。
   知名的「黨外」穩健派領袖康寧祥(1938-)在1983年在台北參選增額立委時,因應「民主、自決、救臺灣」口號遭到禁止,決定把它改成「打破中央決策壟斷,掌握臺灣住民命運」,同時又指出說「臺灣現在正面臨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這裡所謂「第三次」所反映的史觀是,第一次是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第二次是臺灣因日本敗戰而歸於中華民國統治下,而當前的對美斷交到「八一七公報」則是面臨了第三次的命運轉捩點。所謂的「打破中央決策壟斷」,包含了一個主張,那就是遭遇這第三次轉捩點時,若不打破國民黨一黨統治,便無法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正說明了在「黨外」的臺灣願景裡「自決」與「民主」是不可切割的。
   在受到第一個「臺灣」這個領域性的擔保下,對美斷交後的國際局勢,雖然是個危機,但也成為潛在於70年代前「黨外」所主張的第四個「臺灣」想像公然登場的契機。同時在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台灣」想像與民主與自治的要求在新的情境下結合了。「民主、自決、救臺灣」是這個結合最直截了當的形容。如果要按照「民主自治的臺灣願景」的說法,那麼在這裡登場的「黨外」民主化運動臺灣願景,也可以把它形容說是「民主自決的臺灣願景」。
  「黨外」在進入到80年代後所提起的臺灣願景,與戰前台灣議會運動的臺灣願景相比,在「臺灣」與「民主」這兩點的結合上面是有承繼性的,不過,又藉著加入了「自決」這個主張而產生了性質上的差異。具體來講,就是這個新的臺灣願景帶有主權性。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其中國國族主義教義上的「臺灣」,不過是上述第二個「臺灣」,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臺灣」而已。在國共兩黨的教義裡,「臺灣」在先驗上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在「臺灣前途住民自決」的理念裡,「臺灣」的國家歸屬走向是開放的(也可能是「中國」),只不過,一切必須由「臺灣住民」來決定。擁有某個地區國家歸屬決定權的住民群體,就是一種主權群體,一般來講這指的應該是一個nation。在這個「民主自決的臺灣願景」裡,並不是直接主張設立所謂有別於「中國」,以臺灣為領域的獨立國家,但是又在消極意義上想像著「臺灣範圍」的nation,並跟民主政治的追求相結合。換句話說 ,提倡「自決」,是把1920年代「民主自治臺灣願景」所代表的本土認同,提升到nation層次的一個政治向量突顯出來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臺灣nation」概念的容納範圍在受少數族群運動刺激的情況下擴大,結果這個在民主化過程中建構而成的nation概念,並未成為佔臺灣住民多數的福佬本省人要求文化霸權的,一種族群類型的「臺灣nation」的主張,而是隨著政治民主化進展,加上用民主選舉來落實民主體制,以參與的公民權平等為支柱,且具領域性和公民性的nation概念來確立。

4.代結語──串連兩個時代民主運動的人們

  以上,我的報告指出了戰前戰後的兩個時代,也就是在殖民統治下,以及國民黨一黨統治威權體制下這兩個民主運動的類似性。
  研究臺灣政治的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教授,在最近的著作指出,1996年以來四分之一世紀持續舉辦的臺灣總統選舉,它的最大爭執點經常是「臺灣定位」,也就是「一個臺灣應該朝者哪個方向前進的路線問題,也是關乎臺灣根本定位的意識型態問題」(小笠原,2019:43-44)。就像我在前面談的,如果把視角擴大到臺灣近現代史,那麼可以說公然探問「臺灣定位」的政治論述,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就是有一群人,他們以自己本身的活動串連了1920年代和1970、80年代的民主運動。比如說,石錫勳(1900-1985)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石錫勳用自己的人生,名實相符地串連了戰前和戰後兩個時代的民主運動。石錫勳出生於彰化,1921年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高雄開設醫院行醫。他屬於近代臺灣最早的學歷菁英世代。他從在學時期就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也參與台灣議會運動。石錫勳曾在遭到禁止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擔任理事,也是高雄州(當時)活動的負責人。在1923年運動遭受台灣總督府壓制時,也就是「治警事件」時,還嘗到了短暫的坐牢之苦。戰後從1954年起,他以黨外人士身分在57年、64年挑戰國民黨參選彰化縣長,不過都落選了。這中間,他也參與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68年地方選舉時,他又再次參選彰化縣長,卻被捲入所謂「彰化事件」入獄而無法成為候選人。以後,就和選戰中的「戰友」王燈岸(1919-1985)一起支援彰化地區「黨外」人士的選舉(參閱王燈岸(王鏡玲編註)2018a,蘇瑞鏘,2020)。1983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時,他坐在輪椅上和王燈岸一起給「黨外後援會」推薦的許榮淑(美麗島事件政治犯張俊宏之妻)站臺聲援(王燈岸[王鏡玲編註]2018b:416-417)。這個場面可以說是帶有戰前、戰後民主運動歷史連結的濃烈象徵性。(写真は、蘇瑞鏘著《石錫勳及其時代》の表紙。人物は石錫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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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成就今天臺灣民主體制的歷史脈絡並不是只有一個。1920年代與1970、80年代政治社會運動所提起的臺灣願景也並不是單一的願景,這已經史家都瞭解的。不過,臺灣在威權體制的民主化獲致成功,在1996年以後約四分之一世紀間成功舉辦共7次的民主總統直接選舉,向國際社會明確展現出一個作為「在世界史上遲到的國族國家」(若林,2014)的姿態,如今又以民主體制對抗 Covid-19的世界性疫情,還有中國日益昇高的政治軍事威脅。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那麼上述臺灣願景所承繼的路線,作為臺灣近現代史上的一個「縱向灌注的思想能量」,我相信應該也不容輕視的。

參考文獻

王燈岸(王鏡玲編註)2018a,《石錫勳與王燈岸的二十世紀 礦溪壹老人》(臺北:玉山出版)
王燈岸(王鏡玲編註)2018b,《石錫勳與王燈岸的二十世紀 礦溪少年兄》(臺北:玉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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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瑞鏘 2020,《石錫勳及其時代──1950、60年代反對菁英的選舉批判 民主參與及政治受難》(新北:稻鄉出版)
臺灣總督府 1922 ,《臺灣人ノ臺灣議會設置運動ト其思想》後篇。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39 ,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状況(中巻) 臺灣社會運動史》。
タロー、シドニー(大畑裕嗣監譯) 2006,《社会運動の力 集合行為の比較社会学》(東京:彩流社)
陳君愷 2004,《臺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研究》(臺北:記憶工程出版)
若林正丈 2001,《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若林正丈 2011,〈葉榮鐘における『述史』の志〉,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編《中国21》36,頁156-178。
若林正丈 2014,〈台湾歴史から読み解く——序に代えて〉,若林正丈編,《現代台湾政治を読み解く》(東京:研文出版),頁3-22。

by rlzz | 2021-01-08 09:57

台湾研究者若林正丈のブログです。台湾研究についてのアイデアや思いつきを、あのなつかしい「自由帳」の雰囲気を励みにして綴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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